娄国忠  

　　电影在20世纪初就传入我国了，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鲁迅并不感兴趣。从能够查到的资料看，1924年他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时，才头一次被许广平等学生拉着到北京的开明影院去看电影。这一年，鲁迅43岁。鲁迅日记1924年4月19日：“晴，晨往女师校讲课，午后往开明戏园观非洲探险影片。”鲁迅日记1924年11月30日：“往真光观电影。”这两条，是能够找到的鲁迅进电影院的最早记载。当时每逢假日，开明、真光等电影院相继为学生开早场，票价优惠，鲁迅是被他的学生们拉着进电影院的。 

　　此后，鲁迅日记中才有了更多有关电影的记载。1927年鲁迅在广州中山大学期间，于１月20日、22日、23日、24日，以及3月20日、21日、23日的日记中，接连有“夜观电影”的记载。但影片内容很煞风景。如1月24日观电影《诗人挖目记》，在鲁迅日记里评曰：“浅妄极矣！”据许广平回忆，“因为内容荒唐所以没看完就走了”。鲁迅由此写了《略论中国人的脸》一文，他从西洋人和东洋人的眼光中评论中国人的脸相，特别是对广州所见国产电影上表现的，予以辛辣的讽刺。虽然他并非专论电影，而是再一次剖析“国民性”，但也可看出，鲁迅对于当时国产电影不能正确反映中国人的真实形象，抱着厌烦和憎恶的态度。 

　　在鲁迅先生的后半生中，去影院的次数比较多。进入30年代直到鲁迅55岁去世，他看了100多场电影：其中1934年37场，1935年36场，1936年秋季病危前19场。根据鲁迅日记，他后期（46岁-55岁）在上海生活的9年内，共观看电影142场，其中从1933年4月迁居上海虹口施高塔路（今山阴路）大陆新村直到病危之前的3年内，鲁迅看电影的次数明显增多，达到95场次。1936年3月18日，他在给欧阳山、草明的信中说：“我的娱乐只有看电影”。鲁迅晚年迷恋电影的程度，实在不下于他的书瘾和烟瘾。鲁迅晚年特别迷恋电影。因为在人群中会遇到识与不识、善意或恶意的难堪的纠缠，所以他常常进头等电影院，买头等电影票，买价高的“花楼”第一排，这样就可以高高兴兴地看电影，也可以照顾到患近视的许广平。在上海居住期间，当时比较有名的影院鲁迅都去过，如“上海大戏院”、“卡尔登”、“大光明”、“国泰”、“大上海”等。 

　　鲁迅晚年，特别是1934-1936年间喜欢经常光顾电影院，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为了带着幼儿海婴一同去观赏好看的影片。1929年9月27日，海婴在上海出生。周岁照片上鲁迅题辞：“一岁与五十”。1934年2月22日鲁迅日记载：“午后同广平携海婴并邀何太太携碧山往虹口大戏院观电影。”此后，鲁迅日记中几乎每月一、两次，总共三十多次载有“同广平携海婴”看电影，直到病故前9天。《鲁迅书信集》里也留下了相关记录，如1936年5月7日鲁迅致母亲的信中写道：“海婴很好，每日上学，不大赖学了。但新添了一样花头，是礼拜天要看电影。” 

　　鲁迅涉猎极广，对电影片种不拘一格，但特别讲究电影的品位。他看不惯那些“香艳色情”和“打斗格杀”的“巨片”，其电影价值取向首先在于革命的功利主义和爱国主义，然后从中见智见识，愉悦身心。在国外引进的电影里面，鲁迅最爱观看的是一些思想健康、内涵丰富的进步电影和大自然丛林草莽的野兽影片。萧红曾回忆说：“鲁迅先生介绍给人去看电影：《夏伯阳》，《复仇艳遇》……其余的如《人猿泰山》……或者非洲的怪兽这一类的影片，也常介绍给人的。”  

　　鲁迅对前苏联的早期革命电影情有独钟，如《夏伯阳》、《复仇艳遇》等。许广平曾回忆说：“至于苏联的片子，鲁迅是每部都不肯错过的，任何影院不管远近，我们都到的，着重在片子。”虽然，在当时很难看到这些影片，鲁迅还是想尽办法看了10余部。尤其在他逝世前10天，观看了由普希金小说《杜布罗夫斯基》改编的《复仇艳遇》，鲁迅把它视为“最大慰藉、最深喜爱、最足纪念的临死前的快意”影片，并向友人推荐“不可不看”。鲁迅日记1936年10月10日：“午后同广平携海婴并邀玛理（侄女）往上海大戏院观《Dubrovsky》”当夜，鲁迅即兴奋地挥毫致书友人，分享观影之乐，给黎烈文信中说：“午后至上海大戏院观《复仇艳遇》（Dubrovsky by Pushkin）以为甚佳，不可不看也。”同一夜致黄源的信中又说：“今日往上海大戏院观普式庚之Dubrovsky（华名《复仇艳遇》，闻系检查官所改），觉得很好，快去看一看罢。”许广平和萧红等人的回忆录也证实，这是鲁迅最欣赏的电影。但这一夜，距离鲁迅病逝只有9天了！ 

　　对美国电影，鲁迅以“拿来主义”的态度接受、欣赏。二三十年代，美国电影波及到世界各个影院，充斥着驳杂斑斓的美国文化特点。而对传入中国的美国电影，鲁迅虽时而流露出不满和激愤，但更多的还是成了他考察美国文化和作为文化娱乐的重要途径。据统计，鲁迅在1927—1936年的10年间，共观看了142部影片，其中美国片就有121部。鲁迅对好莱坞的探险片、喜剧片、侦探片、歌舞片都作了公允的评价，特别对卓别林的第一部有声电影《城市之光》给以热烈的赞赏。他看得最多的是美国纪录片学派实地拍摄的探险片，计有37部之多，如《南极探险》、《人兽奇观》等等，有的不止看了一遍。对一些反动腐朽的片子，鲁迅则予以抨击和揭露。  

　　鲁迅给予国产影片很大的关注。他热情扶持中国的“左翼”电影事业，在《准风月谈·后记》、《中国文坛上的鬼魅》等文章中，他毫不畏惧地痛斥了蓝衣社特务用法西斯手段捣毁艺华影业公司，禁演田汉、夏衍等编写的早期进步电影的罪恶行径。特别是对早期进步演员阮玲玉的自杀和“左翼剧联”盟员艾霞之死，鲁迅写下了怒不可遏的檄文《论人言可畏》。他痛心国产影片的质量低劣，在《电影的教训》、《小童挡驾》、《略论中国人的脸》和《我要骗人》等文章中，一再批评当时的国产电影。随着上海的电影竞夸“风情、浪漫、香艳、肉感、滑稽、恋爱、热情、冒险、勇壮、武侠、神怪……”之风日长，鲁迅对国产的片子也兴趣索然。针对无聊的片子，鲁迅曾当头棒喝：“现在的中国电影，还在深受着‘才子加流氓’式的影响。里面的英雄，作为‘好人’的英雄，也都是油头滑脑的，和一些住惯了上海，晓得怎样‘拆梢’、‘揩油’、‘吊膀子’的滑头少年一样。看了之后，令人觉得现在倘要做英雄，做好人，也必须是流氓。” 

　　鲁迅一生节俭，但看电影时却特别讲究，舍得花费。当时上海开设的现代化影院共有40多家，其中如“ISIS（上海大戏院）”、“卡尔登”、“大光明”、“国泰”、“大上海”等都具有世界第一流设施，鲁迅足迹几乎遍布上海的头等影院。许广平在《记鲁迅先生的娱乐》中说，“如果作为挥霍或浪费的话，鲁迅先生一生最奢华的生活怕是坐汽车、看电影”了。鲁迅看电影，还经常率领家小、呼亲唤友，数人打出租车同去。经常跟鲁迅一同搭乘出租车去观看电影的，是他的亲属许广平、海婴，三弟周建人夫妇及其子女。此外还有鲁迅的好友，如茅盾、郑振铎、柔石、内山完造夫妇、黎烈文、黄源等。1936年春，萧军、萧红也曾有三次（3月28日、4月11日和13日）随同鲁迅去看电影。 

　　鲁迅还常常把一些经典可用的电影镜头写到自己的文章里。《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最后有一段话：“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是无药可医，于中国也不但毫无用处，而且还有害处的。”其中的“奴隶总管”和“鸣鞭”的典故，就出自电影《亡命者》。查阅鲁迅日记1934年4月15日（星期天）载：“夜与广平往上海大戏院观《亡命者》。”影片里那个“奴隶总管”的业绩只有“鸣鞭”。奴隶们偷偷休息一下，“奴隶总管”的鞭子自然要打过来；但即使奴隶们不停地干活，“总管”的鞭子仍旧不放手。因为“总管”的职责是打人，不打人便是他没有业绩，所以不论奴隶们在不在工作，工作好或不好，“总管”就只有不停地挥舞着鞭子以示号令，即所谓“鸣鞭”来表示他的业绩。这些电影镜头给鲁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就在文章和通信中多次使用“奴隶总管”和“鸣鞭”的比喻，使之成为著名的典故。此后很多年，许多文化人再三引用“奴隶总管”这个典故，意在对某些“权威”表示抗议和藐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