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汝平

　　汪应轸，字子宿，号青湖，浙江山阴人，是弘、嘉之际知名理学家董玘的从外甥（汪应轸母亲与董玘为堂兄妹）。正德十一年（1516）中举人，十二年（1517）会试第二，中进士，选庶吉士。 

　　汪应轸早年受学于母舅董玘之门，深受董氏性格及治学方式的影响。他生性聪颖，弱冠中秀才，即以范仲淹的功业文章自许。为人耿介清高，不入权贵之门。大学士毛纪对他颇为欣赏，想纳他为门生，但汪应轸终身未入毛氏之门。 

　　正德十四年（1520），生性荒淫、只知纵情声色、扰民害民的明武宗决定南巡，汪应轸觉得这是蠹国害民之举，势必会加剧政治的混乱，百姓亦将疲于奔命，因此他上疏劝谏，武宗不予理睬。于是他率翰林院同僚舒芬、曹嘉、江晖、马汝骥等人再次上疏，武宗大怒，对他们施以廷杖，汪应轸几乎毙命。其后被贬为泗州知州。泗州是明王朝祖陵所在地，赋役烦重，土地贫瘠，百姓懒惰，不知农桑，汪应轸于是出资买桑，劝民种植，又募江南女工教以养蚕、缫丝、织作之法，由此民足衣食。武宗南巡，驿卒驰报圣驾将至，随行的宦官们也乘机沿路敲诈勒索，周边县邑彷徨无计，纷纷征抓民夫，备办贡品。而汪应轸岿然不动，有人询其缘故，他说：“皇帝的到来没有确定日期，如果我现在大肆张罗而最终皇帝不来，那就只会劳民伤财，只会给那些宦官和小吏提供中饱私囊的机会。” 

　　为了驱赶那些借武宗南巡名义沿路大肆敲诈勒索的宦官们，汪应轸选派壮士二百人站列在河边，宦官们乘船而来，壮士们乘机大声起哄，喊声震天动地，以示泗州百姓不欢迎你们，宦官们自觉脸面无地，只能悻悻而去。武宗驾驻南京，宦官为了报复，假传圣旨，命泗州进献善于歌舞的美女数十人。汪应轸回奏说：“本州女子粗俗浅陋，没有符合圣意之人。微臣过去曾招募了一些善于养蚕纺织的妇女，请收入宫中，以便在宫中传播养蚕纺织的技术，这实在是有助于圣上的教化的。”这颇可令人发噱的回奏弄得宦官们也无可奈何，只得作罢。 

　　嘉靖元年，汪应轸蒙召回京，任户科给事中。山东矿盗起，流窜入京师及河南境内，朝廷束手无策。汪应轸上奏说：“平定盗贼和抵御贼寇不同。抵御贼寇，只要将其驱赶出境即可。如果为了平定盗贼而听任其流出本地，这是嫁祸近邻之举。凡是自己管辖之地有盗贼作乱，不进行剿灭，以致蔓延到其他地方的地方官，都应从重论处。”建议被朝廷采纳，收到了实效。当时有人举报王阳明在平定宸濠之乱中虚报战功，以致获取了逾分的爵赏，要求予以追夺。作为王阳明的同乡，汪应轸挺身而出，为其剖白心迹，侃侃申辩，云：“不当以谤掩功，沮将来忠义之气。”异议才逐渐平息。 

　　汪应轸在户科给事中任上，一年间连上三十余疏，皆切中时弊。为了便于养亲，汪应轸请求就近改任南京官职，于是平调南京户科给事中，这其实是一个闲职。当时，大礼议之争已起，站在嘉靖皇帝一边的张璁、桂萼也在南京任刑部主事，正在讨论给嘉靖皇帝生父兴献王上皇帝尊号。这二人素知汪应轸大名，想拉拢他帮助自己。然而汪应轸坚持自己的立场，与他们道不同不相为谋，他上奏请求遵循礼经，尊崇正道，以安人心，实际上是站在了杨廷和一面，不赞成嘉靖帝给自己生父、母妃崇上尊号。此奏一上，险遭不测。嘉靖三年（1524）春，汪应轸出为江西按察佥事，执法严厉，对权势不稍假借，但他生性平和宽恕，遇到遭受冤枉的死囚，总是尽量为其平反，然而秉性耿介，不能虚与委蛇，从而得罪了上司，被巡抚参劾，因此他上疏请求致仕。朝廷尚未允准，他就直接挂冠而去。巡按江西御史徐岱上书朝廷，认为汪应轸道德文章闻名天下，忠孝节义、居官气节更是众望所归，不宜置其于闲散之地，于是朝廷复命汪应轸以原官视学江西。 

　　在江西提学佥事任上，汪应轸不崇虚华，一再以躬行实践教导诸生。不久因丁父丧而归。服阙，朝廷拟重新起用，然朝命未下而汪应轸已卒。汪应轸晚年陶情于酒，时人谓其外常醉而内独醒，是陶靖节一流人物。卒后，乡人私谥清宪先生。 

　　汪应轸的一生，贯穿着一个“直”字，其性格受乃舅兼恩师董玘的影响甚深。他们二人都是少年科第，可谓春风得意。董氏二十三岁会试第一，殿试第二，授翰林院编修。而汪氏会试第二，殿试二甲第十八名，选翰林院庶吉士，其功名起点，实与董氏相差无几。董氏因耿直清高，廉正自持，不愿与人同流合污，因而被人诬告落职，虽然论者深以其未能致位宰辅为憾，然其实已官至卿贰（董氏官至吏部左侍郎），也算是仕途显达之人了。而汪氏一生可谓沉沦下僚，以五品江西提学佥事结束仕途，未能尽展其才。从其一生行事来看，他不同于乃舅董玘，董玘一生只扮演了文学侍从和理学家的角色，并没有干才和吏才，而汪氏历职地方，实在是一个颇有手腕的干才，其被召离开泗州回京任户部给事中时，泗州父老纷纷前来送行，无不泣下，可见其有遗爱于民。只是生性耿介清高，不能为官场所容。 

　　汪氏为人亦廉洁自守，非义之财，纤毫不取。其丁忧家居时，知府南大吉知其贫困，想以一种特殊方式为他增加一笔收入。当时有一个豪滑石天禄犯罪当死，南大吉说：“如果你能从汪大人处讨得一纸替你说情的短札，你就可免一死。”石氏于是以千金向汪氏求救，汪氏不为所动，严厉斥责，将其赶出家门。有一次，知府南大吉计划修筑禹庙山，陇墙绵延十余里，需拆迁大量的民房。汪氏认为这是劳民伤财之举，他写信给南大吉说：“论理大禹平定水患之功甚大，以一方财力为其修陵，亦无可厚非。然大禹生前生活节俭，茅茨土阶而尽力于平定水患，他难道会忍心破坏民房，为自己修筑帝陵吗？”南大吉得信后，就取消了计划。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汪氏的耿介，他对乡邦父母官为政不善也丝毫不假以辞色。 

　　汪氏的治学亦深受乃舅董玘的影响。董氏治学以四书五经入手，在精研朱熹传注基础上阐述自己的主张，虽然未能开拓新境，但平实妥贴，不出矩矱之外。汪氏对他的学术思想知之甚深，评价也最为合理：“为学以精思实践为主，尤多所自得。公虽博极群书，而以轻自著述为非，故论学多本先儒，不为异说以惑世。”这个评价最能揭示董氏治学的个中三昧，汪氏深受影响就可想而知了。因此，他们甥舅二人对同乡王阳明的力求新异的心学主张是颇有微词的。董学和王学有根本不同，董氏是恪守师承，规行矩步，而王氏却独辟蹊径，自创新说，而汪氏显然属于董学。汪氏的文章，也如同他的治学和性格一样，朴实平直，四库馆臣评价《青湖先生文集》时说：“今观集中诸奏牍，多侃直之言，颇见风采。诗文则率皆朴实，犹守成、弘之旧格。” 

　　汪应轸《明史》有传，汪氏留下的著作不多，目前所知只有《青湖先生文集》十四卷一种，收入《四库全书存目》。要知道，清乾隆时编纂四库全书，明人文集浩如烟海，不可能悉数收入，其著录标准是从严的，能被收入正目和存目中的文集，至少是得到四库馆臣的认同的。象汪氏母舅董玘，仕宦比汪氏显达，名气比汪氏大，其文集《中峰集》却未被收入。因此，笔者认为汪氏及其作品是值得研究的。《青湖先生文集》目前常见的是清同治十一年广州刻本，其最早的明嘉靖刻本，现藏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已是天壤间难得一见的孤本了。最后以汪氏的同乡、明代嘉靖丙辰科状元诸大绶《江西提学佥事汪公应轸墓志铭》中的一段话为这篇短文作结：“长沙太守季本著公傳（季本也是汪氏同乡，写有《汪应轸传》），謂公立心愿学范文正，而又愿兼善美。文章师韩退之，诗师杜子美，诚慤师司马君实，豪迈師邵荛夫，峭直师包希仁，廉洁师赵闳道，政治师晏平叔，蹇谔陈莹中，孝养师尹彦明，闲恬师林君复，其饮酒怡乐亦慕陶渊明而师之，盖取法于古而成其自好不污者也。远近以为确论。呜呼，若公者，非世之所谓完人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