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信恩 

　　在蔡元培的门生弟子中间，恐怕要数蒋梦麟先生与蔡先生的关系最为密切了。两人在家世背景、求学生涯、任职经历、政治学术观点乃至个人秉性、学识修养、待人处世上都有许多相似之处。 

　　1886年1月20日（清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十六日），蒋梦麟出生于余姚蒋村，比蔡元培小18岁。由于余姚向来属于绍兴府所属八县之一，故蒋、蔡两人同为绍兴人。 

　　蒋、蔡之间的交往与友谊长达40年，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绍郡中西学堂时期。 

　　1897年2月，12岁的蒋梦麟在父亲的支持下进入绍郡中西学堂就读。在他入校后的次年冬天，蔡元培即返回故里，出任学堂监督。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蔡元培，还读了蔡讲授的课程，成为他的授业子弟。在老学生的心目中，蔡元培是近世的越中徐文长，酒量如海，才气磅礴，一目十行，出口成章。而在蒋梦麟的印象中，这是一位文质彬彬，身材短小，儒雅风流，学贯中西的长者。蔡元培任中西学堂总理以后，做了三件大事，对学生的影响很大。第一件事是聘请称职教师，其所聘之师都是绍兴的饱学之士和进步人士，并不惜重金，聘请外籍教师。第二件事是想方设法购置图书和教学仪器设备，使该学堂成为当时绍兴地区藏书最丰，教学仪器最完备的一所新式学校。第三件事是增设课程，除讲授中国文学、经书与历史之外，还开设了诸如物理、化学、动植物、美学和外语之类的新课，尽管当时所讲授的西学知识还十分粗浅，但对学生却起到重大的启蒙作用。在教学方法上，实施因材施教，根据学生国学程度的高低分三斋，相当于后来的高小、初中和高中一年级，各斋学生可以到不同的级别去听课。当时在第一斋念书的蒋梦麟在《西潮》一书中这样回忆：“我在中西学堂里首先学到的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是地圆学说。我一向认为地球是平的，后来先生告诉我，闪电是阴电和阳电撞击的结果，并不是电神的镜子里发出来的闪光，雷的成因也相同，并非雷神击鼓所产生。这简直使我目瞪口呆。从基本物理学我又学到雨是怎样形成的。巨龙在云端张口喷水成雨的观念只好放弃了。了解燃烧的原理以后，我更放弃了火神的观念。过去我们所拜的神佛，像是烈日照射下的雪人，一个接着一个融化。这是我了解一点科学的开端，也是我思想中怪力乱神信仰的结束。”更令蒋梦麟吃惊的是：以蔡元培为首的新派教员之间的争论。当时教职员和学生同桌吃饭，每桌6个学生，一个教员。余下的教员都在中间一桌。蔡元培与杜亚泉总是发表偏于革新的意见，对传统学说多所怀疑，马用锡、何阆仙等多表赞同，旧派势力势孤力单，在场学生都能听见他们的辩论。在一次宴会上，酒过数巡，蔡元培竟推杯而起，高声批评康梁维新运动的不彻底，因为他们主张以保存皇室来领导推新。说到激烈处，他高举右臂大喊道：“我蔡元培可不这样，除非你推翻满清，任何改革都不可能。”（蒋梦麟《西潮》） 

　　虽然在绍郡中西学堂的时间只有二年，但彼此之间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几十年后还历历如昨。 

　　第二个时期是在北大时期。 

　　自1919年7月，蒋梦麟受蔡元培委托到北大主持校务以后，蔡元培多次辞职或出国，都由蒋梦麟代理校长，在蔡元培回校任教时，蒋则任总务长，成为蔡的得力助手。傅斯年曾说蔡请蒋作总务长，助理校政一事是最佳搭档：“梦麟先生学问不如蔡孑民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蔡元培在北大校长号称十一年，实际在校时间只有五年半，其余均由蒋梦麟当家。蒋梦麟就是蔡元培的化身。而蔡元培之所以挑选蒋梦麟作为他的私人代表，并不是出于一般的师生关系，而是出于对蒋的思想、学识和才干的了解。早在五四以前，蒋、蔡之间就有过许多联合行动。 

　　1919年2月，蔡元培与蒋梦麟等共同发起成立“教育共进社”，蒋为该社《新教育》月刊主编，经常发表教育改革的主张，倡导推行义务教育以促进社会之进化，施设职员教育、补习教育，增加经济之能率，推行大学及专门教育，以培养社会进化加强经济能力之领袖。对于学校教育，他主张发展个性，注重美育、体育和科学，注重职业陶冶和公民训练，在《和平与教育》一文中，提倡平民主义和个性主义，这些观点都受到蔡元培的赞赏和支持。 

　　蒋对五四爱国运动的态度也与蔡基本吻合，这些都是蔡决定由蒋代表他去北大的重要因素。在决定是否回北大及由谁代表他去北大的一段时间里，蔡元培与蒋梦麟等人经过多次密谈和商量。1919年5月22日，蒋梦麟自上海复胡适函，云：“来信已交孑公阅。孑公现已离沪返乡，回校任职事，孑公已允。此事若不另生枝节，大学可望回复原状。”7月14日，心情开朗的蔡元培由蒋梦麟陪同在杭游玩花坞并作七绝六首，同日，蔡元培与蒋梦麟、汤尔和共进晚餐，决请梦麟代表至校办事（《蔡元培日记》）。7月16日，蒋梦麟离杭经上海赴北大代办校务。7月21日，蒋梦麟从北京写信向恩师汇报，表示此番去北大一是以教授资格，二是以蔡公私人代表的身份，处事当持之以静，处之以公，断之以明，言之以和。则不致有意外事发生也。蔡元培接信后马上发布《致北大教职员启事》宣布校长一职暂由蒋梦麟代理，请各位教员予以支持。蒋梦麟没有辜负蔡先生的期望，处处忠实地执行了蔡的治校方针，受到北大师生的欢迎和拥护。26日，汤尔和写信报告蔡元培：“（蒋梦麟）学问手腕足以服人，学生心安，其余可迎刃而解。”北大评议会也致电蔡元培，对蒋的所作所为表示满意。蔡元培闻讯后心中甚快，作《登高》一诗，以抒快意。诗曰：“越山隔岸望中收，一曲之江似细流，更揽全湖作灵沼，慢腾腾地几扁舟。” 

　　9月12日午夜，蔡元培返回北京，蒋梦麟出任总务长，主持日常事务工作。次年4月12日，蒋梦麟受蔡元培委托，专程赴杭处理浙江一师风潮，同年5月，蒋梦麟与黄任之、沈信卿被上海大资本家穆藕初指定为“穆氏奖学金贮金”管理人，由蔡与胡适、陶孟和、蒋梦麟三教授考核留学生人选。首批留美学生5人，即罗家伦、段锡朋、康白情、周炳琳、汪敬熙。均为五四运动中的骨干分子。9月11日，蔡、蒋一起出席北大开学典礼，并发表演说。9月16日，蔡、蒋与顾孟余（系教务长，同为绍籍人士）、马叙伦、李大钊、胡适等人联合发起成立北大赈灾会。10月16日，刊登启事：“元培出京在即，谨于十八日，以校长职务交与代理校长蒋梦麟教授。”在蔡元培几次出国考察期间，蒋梦麟照样以校长的全薪汇寄，以备蔡之用。 

　　1921年1月2日，蔡夫人黄仲玉在北京病逝，蒋梦麟即电告在瑞士的蔡元培，并代蔡安排黄的后事。蔡元培于9月中旬回到北大复职后，支持北大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指示蒋梦麟为研究会安排办公用房，蒋立即照办，拨出两间设备齐全十分宽大的房子，并派出工友值勤。1922年9月29日，蔡元培领衔与李大钊、胡适、蒋梦麟、蔡和森等在北京晨报刊登《为陈独秀君募集讼费启事》，同年10月19日，蔡元培因北大少数学生反对征收讲义费肆意喧闹，与校方发生冲突，愤而辞职，蒋梦麟立即随同辞职。 

　　仅从以上记录可看出北大时期的蔡、蒋之间，完全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关系。 

　　第三个时期是在蔡元培离开北大以后。 

　　蒋梦麟继续执行没有蔡元培的蔡元培主义，直到他自己也离开北大。蒋、蔡之间继续保持良好的师生关系，时有快信往来，在试行大学区制、成立大学院等一列改革措施上，两人观点一致。在出任教育总长的两年中，蒋梦麟所推行的教育改革制度也基本上符合蔡元培的思想。 

　　1930年12月4日以后蒋梦麟执掌北大期间，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顶住了汉奸与特务的干扰，立志对北大校务进行多方改革，赢得了北大6年的安定和中兴，功不可没。但在事关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某些问题上与蔡先生意见相左，师生之间开始产生隔阂。尽管如此，蒋梦麟对蔡元培早年对他的器重和培养，仍然心怀感激。1936年1月11日（蔡先生生日）这一天，他和胡适、罗家伦等联名致信蔡先生，倡议集资建造房屋作为七秩寿辰的贺礼。信中充分表达了对这位“终身尽忠于国家和文化而不及其私的公民”的崇高敬意。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蒋梦麟送的一幅挽联是“大德垂后世，中国一完人”。3月24日，他又在重庆《扫荡报》上发表了题为《蔡先生不朽》的悼文，把蔡先生一生的品德归纳为四大精神，即学术自由之精神，宽宏大度之精神，安贫乐道之精神，科学求实之精神，对蔡元培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