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柏生
柯岩风景区内有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山包，竖立着一块“抗战英烈将士碑”。这块石碑几经劫难，能较完整地保存至今，实属不易，它是柯桥区十分珍希的抗日遗迹实物。
这块“抗战英烈将士碑”，由陆军第十预备师步兵第二十九团第一营营长赵祖光，在民国29年（1940年）4月间所立。石碑高约1.8米、宽1米、厚0.08米，刻有96位抗日先烈的英名。这96位英烈家住何地？牺牲于哪次战斗？忠骨埋于何处？因没有留存任何资料，线索也很少，县志上没有此事件的一字记载，再加上在改革开放之前，国民党军队的话题也是十分禁忌的，所以除了一块纪念碑外，几乎成了空白。笔者查阅了一些有关资料，也未找到确切的史实依据，只能通过其他旁证材料和已发表的文稿，作一些分析性的小议。
一、第十预备师及二十九团第一营的编制及简况
预备师：1937年抗战爆发后，国民党为弥补兵力不足，以各省保安团及各师管区补充团为主，在全国陆续编组了11个预备师，预备师与现在的预备役师，虽只一字之差，但完全是两个概念，预备役师只有空架子，而预备师的编制齐装满员。各预备师存在时间长短不一，有的几个月即被裁并，有的一直延续至抗战结束。
预备第十师简况：该师1937年10月在浙江组建，由浙江保安处处长宣铁吾（1896-1964年，浙江诸暨人，黄埔1期）任首任师长。1938年7月开赴建德、桐庐、富阳地区，《富阳县志》在“驻军”一栏中有预备第十师第28团的记载。1938年9月，由蒋超雄（1905-1991年，江苏武进人，黄埔1期）接任师长，1939年2月，转战到兰溪一带，4月参加“南昌会战”，5月，转隶于第86军，后奉调安徽，12月，在安徽青阳与日军遭遇，师长蒋超雄因指挥失误被免职。1940年1月，副师长方先觉（1903-1983年，安徽宿州人，黄埔3期）接任师长，并移防浙江绍兴一带，师部驻诸暨枫桥，“抗战英烈将士碑”就发生在方先觉任师长的1-4月间，5月，转隶第10军，7月调防湖南。1942年3月，方先觉升为第10军代军长，5月，孙明瑾（1905-1943年，江苏宿迁人，黄埔6期）接任师长。1943年12月，参加“常德会战”，最终生还者仅300余人，师长孙明瑾战死沙场。1944年1月，葛先才（1904-1997年，湖北汉川人，黄埔4期）接任师长，同年6月，参加历时47天的“衡阳保卫战”，战斗非常惨烈，几乎全师覆灭。1945年2月重建，由胡云飞任师长，同年6月，预备第十师裁撤，胡云飞改任190师师长。
预备第十师编制：因当时的步兵装备较简单，一般均以“三三制”的编制形式。第十预备师隶属于陆军第10军，其间，因作战任务需要，短暂转隶于86军。该师并非国民党中央军嫡系部队，由第二十八、二十九、三十3个步兵团编成，每团有1个迫击炮连。二十九团下辖3个步兵营，分别为第一、第二、第三营。赵祖光所在的第一营为该团的主力营，由3个步兵连和1个机枪连构成。每连有3个排，每排3个班，每班9人组成。照此推算，1个排28人，加上炊事班和连部，1个连的兵力大约90余人。
二、96位英烈并非在一次战斗中牺牲
这96位英烈到底是怎么牺牲的？没有明确的权威记载。从已有学者的撰文来看，有3种说法：第一种是与从萧山过来的日军发生遭遇战，受到重大伤亡；第二种是为掩护绍兴政工队去萧山敌占区做宣传工作，与日军遭遇损失惨重；第三种是在萧山一带阻击日军被困，突围时受重创。96位官兵在一次战斗中阵亡，是绍兴境内抗战史上殉国人数最多的一场战斗，如此之大的事件，在《绍兴县志》中竟是空白，岂不也是怪事。为此，我觉得这些只是口头传说，不是文献记载，虽有一些依据，但不一定完全准确，可能还另有他情。
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由国民党担任，二十九团一营不是独立单位，在师编成内大兵团作战，弹药、粮秣、军费才有保障，因此该营不可能脱离大部队擅自行动。虽然一营和赵祖光营长的资料有限，二十九团的史料也存史很少，但该营所在的预备第十师及陆军第10军、86军的战史，还是有据可查的，从中可分析或找出一些线索。
三种说法，战斗样式虽有不同，但发生战斗的地点却十分一致，都在萧山。从1940年4月立碑的时间推算，当时杭州、萧山已被日军占领，杭州1937年12月24日沦陷，萧山1940年1月22日沦陷。我们分析一下：
第一种说法最有依据。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1939年10月召开的第二次南岳会议上，决定投入192个师约148万人，于同年12月对日军发起“冬季攻势”作战。江浙为第三战区，顾祝同任司令长官，江苏的长江沿岸为主战场，南昌、杭州2个方向策应。因各部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只求自保的国军在日军发起反击时立马撤退。第10军担负杭州方向的攻击，于12月13日袭扰杭州、富阳、余杭各城，并一度占领该3城部分地区，驻杭日军第22师团，于1940年1月22日，向萧山方向发起反击，第10军无心恋战，边打边撤，伤亡较大，当日，萧山沦陷。第一营在上级编成内参加了此战役，大多英烈极有可能是在此役中陈亡的。
第二种说法有可能性。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浙江省各县都相继建立战时政治工作队，编在国民党县政府的附属机构内，简称政工队，主要任务是组织青年参加抗日救亡工作。萧山沦陷后，绍兴政工队到敌占区做宣传工作，驻军担负掩护在情理之中，发生遭遇战也极有可能，但不可能出现96位英烈同时牺牲的情况。因为，深入敌占区行动，决不会穿军装大摇大摆大部队行动，肯定是小股化装掩护，大则一个排、小则一个班，甚至几个人，即使发生遭遇，伤亡一定很小。
第三种说法有一定道理。萧山沦陷后，萧绍平原无险可守，虽有水网稻田可依托，但已无法长期坚守。实施战略撤退已成必然，事实上预备第十师在“冬季攻势”失利后，退守诸暨，随第10军向湖南转移，随后参加了“长沙保卫战”和“常德会战”。大部队撤退时，该营靠近萧山方向，可能担负了掩护任务，在阻击与突围战斗中发生伤亡的慨率也极大。
据上分析，这3种说法的可能性都存在，但也不排除其他可能性，如果这96位英烈都是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一般会刻上为纪念某次战斗中牺牲的将士。假设就是在同一次战斗中牺牲，那么战斗规模一定不会小，参战部队肯定较多，既然1营就阵亡96人，那么其他参战的营、团也难免有较大的伤亡。如果是这样，各种记载与史料，那怕传说，也会更详实一些，而事实几乎是空白。不难看出，正因为这96位英烈不是在同一次战斗中牺牲，而是1940年4月之前一个时间段内累加阵亡的总数，就没法指明英烈牺牲于何时何次战斗，就只好笼统表明立碑截止时间和都为抗战而献身。
三、关于96位英烈牺牲的时间
假设96位英烈真的不是在同一次战斗中牺牲的，那又是在什么时间、哪些战斗中阵亡的呢？我推测有两种可能性。一是该营驻防柯岩期间，在数次战斗中阵亡的总和，二是1940年4月之前几次大的战役、战斗中阵亡的总和。
先来分析第一种推测：一营转战浙江、江西、安徽、湖南等地，不在它处竖碑，而惟独在柯岩立碑？极有可能这96位英烈都阵亡在驻军柯岩期间。因该营驻防柯岩时，萧山已沦陷，一营最靠前沿，距敌很近，多次执行战斗任务，伤亡较重。如果这种推测成立，那么只要查明该营驻防柯岩时间，就不难得出结论。碑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四月立，具体哪一天没有表明，英烈牺牲在立碑前，这肯定毫无疑问。但何时入驻，还有待于考证，战争年代，部队调动平凡，除休整外，一般不会在同一地区驻扎太长的时间。一营的留存资料有限，我们只能从预备第十师的军事行动分析入手。该师参加“南昌会战”后，于1939年7月在江西鹰潭、资溪、金溪地区整训，1940年12月，参加“冬季攻势”作战，在安徽配合主力作策应，该师在青阳、贵池间的陈家大山与日遭遇，师长蒋超雄决定分兵两路，左路亲自指挥，右路由副师长方先觉指挥，右路成功夺取了陈家大山右侧高峰，但是由于左路进攻失利，激战一昼夜后被迫放弃阵地，全线撤退至浙江。退至浙江后一营驻防柯岩一带，据不少老人回忆，部队就住在柯岩七星岩隔壁的寺院里。据以上情况判断，96位英烈牺牲的时间，大体在1940年1至4月这一时间段。
再来分析第二种推测：一个主力营阵亡了96人，几乎损失三分之一的兵力，属重创，除特殊情况外，部队长官一般不会让一个严重缺员的营，再继续担负作战任务，即使不补充兵力，也应作休整。因此，有可能该营是边战斗减员边得到了极时补充，驻柯岩期间不一定有这么大的伤亡。如果推测成立的话，那这96位英烈就是在“南昌会战”、“冬季攻势”作战、驻柯岩时期等各次战役、战斗中阵亡的。1940年4月，接到撤退命令后，赵祖光营长自知不可能一直待在一营，有可能调任别的部队，也随时有殉职的可能。为怀念死去的将士，将这之前在抗战中牺牲的部属，刻碑以作纪念，告慰死者在天之灵，其可能性也不小。
四、寻找英烈后人
96位英烈，才找到一位后人，要不是网络时代的到来，说不定至今也悄无声息。一位网名叫“南宋正统”的温州旅游者，在2011年2月瞻仰“抗战英烈将士碑”后感慨万千，在新浪博客上发表了题为“绍兴柯岩景区，你们不该忽略了这个景点啊！”的博文，并附上96位英烈名字和照片。正好远在千里之外、苦于找不到祖父下落，一位自称“夜风里的火炬”的广西女士，看到祖父“覃德心”三字赫然在96位英烈之中，才揭开了碑中第一位英烈神秘的面纱。
覃德心的长孙女名叫覃惠平，据她回忆：父亲为了找到祖父的埋骨之地，跑遍了大江南北，多方寻找却一无所获。2010年春节后，父亲患脑溢血瘫痪在床，为了让父亲不再遗憾，她开始在网上寻找祖父的信息，最后敲定祖父安息在柯岩。
覃德心烈士，是目前96位英烈中惟一一位找到后人，并披露英烈原籍信息的。1911年出生于广西武宣县通挽乡花颜村，原名覃兰芳，他从农村弃耕从戎，走进黄埔军校广州分校，更名覃德心。毕业后匆匆回了一趟家，这也是覃德心惟一的儿子，在5岁时见到父亲的最后一眼。当时，覃德心把《黄埔军校同学录》、在军队里的照片都交给妻子保管，短住几日后就奔赴抗战前线，任第十预备师二十九团第一营副连长，中尉军衔。1940年，家里接到了阵亡通知，由于历史的原因，覃德心的家人对其身世讳莫如深，文革时，一把火将其资料烧尽。因此，《黄埔军校同学录》、照片、《阵亡通知书》都没能保存下来。一生守寡的覃德心妻子，也于2000年去世。现在，覃德心的儿子年事已高，且重病在身，已有了孙辈、曾孙辈。
96位英烈，真正找到后裔并得到证实的，只有覃德心中尉1人。近期，据一位网友披露，又有了另一位英烈陈荣福的一些信息。陈荣福籍贯浙江义乌，预备第十师二十九团一营机枪连中尉排长，1940月4月在浙江阵亡，牺牲时年仅30岁，家里有一妻子和儿子，陈荣福中尉的名字刻在谭德心中尉之后，虽至今未寻到其后裔，也未得到证实，但毕竟是个好消息。其余将士的籍贯在哪里？是否还有亲人？身世待解，并一直牵动着绍兴老百姓的心。预备第十师在浙江组建，士兵大多来自江浙、福建和安徽一带，军官主要来自黄埔军校毕业生，因而军官籍贯分布就较广。方先觉接任师长后，针对部队军官素质较差的情况，对部队进行了改组，将连以上军官全部换成由黄埔军校毕业的学生或有作战经验的指挥官。为什么有姓有名的96位英烈，如此难找？笔者进行了一些考证，主要原因有3个：
一是大多在捐躯时尚年轻，未及婚配而没有子嗣。96位英烈中，连级以下军官7人、班长13人，列兵有76人，列兵一般为刚入伍后的新兵，班长的年纪也不会很大。从已知的副连长覃德心烈士牺牲时也只有29岁的情况来分析，大多可能为单身，自然也就找不到其后人；二是历史原因，1949年前，烈士的父母、兄弟姐妹等亲人在兵荒马乱、温饱尚且难以解决的年代，没有心思去找尸骨。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出于政治的原因，对于国民党军的身份躲之不及，谁还会再找。宣传国民党军队抗日的事迹，也是近些年的事，等到想找的时候，这些亲人大多不在人世或年时已高了。三是立碑之地较偏避，是一个荒弃的采石场，周边是水网稻田地，石碑又长年被沙土、植被遮盖，即使有人来找寻，也很难寻到此地，从本地人李奎懋寻碑的经历就可见一斑。要不是绍兴县民政局在1994年编纂《绍兴县民政志》进行普查时发现这块碑，要不是柯岩风景区的开发，要不是近几年对抗战的宣扬，恐怕连绍兴本地人也很少知晓此碑。
五、将士碑的来龙去脉
柯岩“抗战英烈将士碑”，是目前全绍兴抗战先烈最多的一块碑，将此碑的来龙去脉简单地疏理一下：
立碑——团以上部队才有番号，此碑不是该部、也并非地方政府所立，而是该营营长赵祖光以个人名义，并在仓促间而立。推断立碑很仓促，并非凭空想象，从石碑自身和军队行动可看出端倪。从石碑自身来看：如果不是时间匆忙，其碑的用材还会考究一些，碑的尺寸也会再大一些，起码石板要打磨一下，从现存的石碑来看，是就地取材，并非青石板，碑石与柯岩七星岩的石材同质，做工十分粗糙，正面稍作凿平，背面是没有经过任何处理凹凸不平的原石板。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只刻有年月，而没有日，并在“日”字前留有空格。可见，赵营长是在匆忙撤退前，付了些银子托当地石匠而刻，部队就开拔了。石匠刻到落款时发现没有具体日子，在找不到赵营长的情况下，也不好自作主张，就只好留了空格，待日后补刻。要是部队还没撤离，石匠问一下很方便，即使石匠不问，俊工时，赵营长也总得去看一下，也不会留下这一缺憾。从军队行动的角度看，立碑时间与部队撤离时间相符，1940年4月，预备第十师接到撤退命令，经诸暨并向湖南方向转移。在战争年代，营以下部队在接到命令后，准备时间极短，甚至有时接到命令马上就要开拔，何况在杭州、萧山沦陷、距敌很近的不利战况下，时间更为紧迫。至于曾有一位老人在12岁时，亲眼看到过部队战士与石匠们一起抬石建碑的回忆，笔者持怀疑态度。就此一碑，一个石匠足已，更用不着很多人去抬。
碑下是否埋有烈士忠骨？笔者持否定态度，其理由：一是此碑为纪念碑，并非墓碑。96位部属阵亡，营长赵祖光心里肯定不是滋味，但战争死人是常事，不可能人死到哪，碑就立到哪，因而是纪念性的碑；二是仓促立碑，不可能迁葬，战争年代，以入土为安，很少有集中收尸迁葬的；三是立碑之地是一个很小的小山包，土层又很薄，根本容不下96座坟茔，到目前，从未有人反映在此地出现过任何坟头；四是既然推断不可能是在一次战斗中牺牲，当时是敌强我弱，很难一一收尸，打了胜仗，还能就地掩埋，如果打了“败仗”，恐收尸都不能。连已知寻到烈士后人的覃德心孙女，在2011年来绍兴祭扫时，也表明其祖父牺牲在浙江，立碑在柯岩。致于是否有衣帽琢或个别遗骨，那又另当别论。
护碑——此碑立于抗战前哨，绍兴曾两度沦陷，历经日军扫荡、大跃进运动、文革破四旧，70余年风霜雨打后，仍然昂首屹立在原地，当地柯岩人默默自发地做了许多保护工作。立碑后，据说在碑上建了一个亭，取名“英烈亭”，此亭与碑同建还是后人再建？也无确切记载。据一些老人回忆，1941年绍兴沦陷，日军扫荡柯岩，一把火烧了柯岩内所有的房子。乡亲们怕毁掉纪念碑，早早用沙石将碑严密遮盖起来，碑与亭才得以保全。1956年的大台风刮倒了碑上的亭，只剩下这块石碑，亭倒塌后，不起眼的小山包渐渐长满了荒草。文化大革命时期，老百姓怕石碑受损，特地用石灰涂盖，然后在碑身写上“抓革命，促生产”的毛主席语录，也就没有人敢去动它了。
修碑——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市摄影家协会会员、后成为护碑热心人的李奎懋老人，受民政部门委托，前往柯岩拍摄“抗战英烈将士碑”的照片。老人徘徊在柯岩大佛傍，不知找了多少回，不知问过多少人，都因无人知晓无果而返。直至有一天，正好问到在大佛池边捞水草的鲍阿牛，鲍当过柯岩山林队队长，碑附近的山林、地花都归他管，在他引路下才寻到石碑。当李奎懋老人找到这块被人遗忘的石碑时，碑身已倾斜，上面字迹模糊，擦去厚厚的苔藓后，看到了96个名字。在他的呼吁下，柯岩风景区在建设景区时，对英烈碑进行了修缮，做了碑基，修了平台，铺了石阶，重新用油漆勾描碑文，把它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景点，向游客开放，《绍兴县民政志》把“抗战英烈将士碑”写入其内。这几年，一些有识之士为发掘、宣扬英烈碑，提出了不少建议，如扩建纪念碑场地，重建“英烈亭”，列入文保单位，等等。一批年轻的绍兴网友，在网上发贴，找寻英烈后人，铭记抗战历史。
拓碑——一直关注柯岩“抗战英烈将士碑”的李奎懋老人，发贴诚招拓碑高手，柯桥区文化发展中心文史专家葛国庆应诺帮助拓碑。2014年12月6日，在其他网友的共同见证下，葛国庆与章利刚一起顺利完成首张“抗战英烈将士碑”拓片。该拓片以整张宣纸拓下整块石碑上所有文字，并全貌反映了整块石碑形状大小。12月19日，李奎懋老人等一行4人走进绍兴市档案馆，举行了一个简短的拓片交接仪式。将拓片和网友见证签名单一并捐赠给市档案馆永久保存。
纠错——“抗战英烈将士碑”第4个字，被人为凿了一个洞，只剩一横，是“烈”还是“雄”？已很难辩认，因此两种说法同在，有的说是“抗战英烈将士碑”，有的说是“抗战英雄将士碑”。在找不到原始记载的情况下，说“烈”或“雄”都有一定道理。一位越城区书法家协会会员张本齐先生认为，依笔迹笔锋的走向，应是“雄”字较为妥。到底是“烈”还是“雄”？没必要非要争个是否，也并不重要，何况这两字用在此碑上，都无不妥。但笔者认为，“烈”字更能显其本意，其理由：赵祖光营长是为了纪念死去的将士，把他们当作烈士看待的。从字面上理解，“英烈”一定是牺牲了的，而“英雄”不一定都是战死了的将士，可以有活着的英雄。
后记
我在兼任区政协文史委主任期间，就想写一篇有关柯岩“抗战英烈将士碑”的文章，作为文史保存下来，只因存史资料太少而未愿。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又有了动笔的念头，想赶在纪念“胜利日”之前脱稿，又因查找资料太费时而没有完稿。
“抗战英烈将士碑”是一块孤碑，正史中未留任何文字，是目前绍兴抗战史最好的物证。96位为国捐躯的国民党军抗日英烈长眠在此，至今还有95位的信息无从考证，再不写点，此碑真的要成为“孤证”了。我查阅了一下关于碑的文章，大多来自护碑热心老人李奎懋之手，网络上抄来抄去的这点东西，都没有跳出他的框子。在绍兴，写此碑的作者真的很少，研究的深度也不够，我知道，此文虽然不能作为文史看待，但对文史工作研究者、对进一步认识“抗战英烈将士碑”，还是有一些研究价值的。文中肯定有不少的错处，欢迎其他文史工作者、文史研究者共同探讨，能引起大家的关注，也是本文的用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