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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鲁迅的家世，须找到他的源头，鲁迅家族的源头在哪里呢？
过去周家三个台门（老台门、新台门与过桥台门）的人晚上出去时都打着一个很大的灯笼，上面写着三个黑色的大字：汝南周。汝南在河南省的汝南县，怎么会到绍兴来呢？从历史上看，绍兴的许多大姓都是由于战争、天灾或政治迫害从北方迁过来的。像王羲之所在的王氏家族就是从山东临沂迁过来的，陆游所在的陆氏家族也是唐代从北方逐渐迁过来的。
当年南宋君臣就是由河南一路迁到绍兴的。“绍兴”这个地名就是宋高宗赵构按照“绍奕世之宏休，兴百王之丕绪”的意思在1131年正月初发布的赦书中改的年号。周家的祖先也有可能为了躲避入侵的金兵，从汝南来绍兴落户，如果这种推测不错，那么鲁迅出生时周氏家族在绍兴至少已有700多年历史了。
还有一种说法是：“汝南”是一种爵位名而非地名。鲁迅祖父周福清在浙江乡试履历上就曾经这样填过：“始祖元公，宋封汝南伯，学者称濂溪先生，从祀文庙。”濂溪先生就是周敦颐，是宋末元初的著名理学家，湖南道州人，写过著名的《爱莲说》，留下了“出污泥而不染”的千古名句。
周敦颐的子孙是在什么时候从河南来到绍兴的？根据诸暨丰江《周氏宗谱》和《越城周氏支谱》的记载，是在绍兴十一年（1141）先迁诸暨，后来其中有一支脉又迁到绍兴周桥。以后又是怎么样迁到绍兴城里的还待进一步考证。但迄今为止，绍兴城里的周氏大族都认为周敦颐是他们共同的祖先，包括周恩来从属的保佑桥百岁堂周氏。同在越城的两周（周恩来、周树人）之间究竟属于什么关系？这是学术界普遍感兴趣，但又有争论的问题。周恩来生前也多次关注过这个问题（1939年、1952年与1969年先后问过王子余、许广平与周建人），现在看来，两周之间属于同宗不同族应该是不会错的。
根据20世纪30年代编的《绍兴县志资料》，会稽福彭（覆盆桥）周家的始祖是周逸斋（逸斋此名也是后来修谱时加上去的，原是农民，后经商进城定居）。从鲁迅的第一世祖周逸斋到第十四代即鲁迅这一代，周家历世约400余年，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从第一代（周逸斋）到第七代（周乐庵）是鲁迅家族的兴盛时期，其时间大约是240年。
从第八代（周熊占）到第十一代（周以埏）是鲁迅家族的守业时期，虽然不再发展，却能株守旧业，时间大约是100年。
从第十二代（周福清）到第十四代（周树人）是鲁迅家族的没落时期，时间大约是60年。这是鲁迅家世发展的一个基本脉络。
造成鲁迅家世由兴盛走向没落的原因很多。首先是时代的因素。如太平军占领绍兴后对周氏家族所造成的冲击。
史料表明：从1861年10月5日太平军占领绍兴到1863年3月15日撤离绍兴为止，前后500天，周家所有当铺、钱庄等，几乎一扫而空。太平军黑旗兵第一头领周石眼还把自已的司令部驻扎在老台门，周氏是当时绍兴的大族，自然是这场革命的对象，单是住在新台门里的周姓本家，就有四、五人被杀。太平军进绍兴后，周福清带领全家逃匿乡下，鲁迅祖母蒋氏被太平军所掳，数日后才放归。据说蒋氏曾遭太平军奸污，为此事周福清与蒋氏长期不和，平时一有争吵即骂她为“长毛太太。”
其次是家族内部的原因。族人多效奢侈，遂失其产。祭祀大讲排场，“台门货”积习难改，坐吃山空，到后来靠卖田卖屋度日。1893年周福清科场案发后，家势“一发不可收拾”，正如《红楼梦》所形容的那样：“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
鲁迅家族的败落，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的走向没落是无可挽回的必然规律。社会环境和家世的变迁自然会对鲁迅产生影响，从而大大地增加了他在成长过程中的磨难指数。
另一方面，由于家世的变迁和艰难的生活，也逼着鲁迅了解了下层社会，熟悉了普通劳动人民的生活并且增进了对他们的思想感情。正如他自已所说的那样“我生长于都市的大家庭里，从小就受着古书和师傅的教训，所以也看得劳苦大众和花鸟一样。”“但我母亲的母家是农村，使我所能够间或和许多农民相亲近，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痛苦，和花鸟并不一样了。”
在绍兴皇甫庄，少年鲁迅看到了“皇甫庄，大地方，九溇五祠堂。财主逼租象虎狼，地保恶棍敲竹杠，穷人逼得没法活，背乡离井去逃荒”的现象。
尽管在皇甫庄和小皋埠受到了某些有钱人和势利眼的冷遇和嘲笑，但却得到了农民及其子弟的热情接待，和他一块玩耍、游戏、钓虾、戏狗、放牛、摘罗汉豆，一块乘着月色，摇橹驾船去看社戏，观赏舞台上“翻筋斗，跳老虎，一把焰烟现出一个妖精来”的表演艺术。绍兴水乡农村的自然风光，农家子弟那种粗犷、质朴、勤劳、勇敢、聪明、活泼的性格，给鲁迅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也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事实正如日本一位专门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山田敬三所说的那样：“如果没有家庭内部的变更，成人后的周树人也许最多不过是一个旧体制的齿轮。”
鲁迅家世的变迁也促使鲁迅不断探寻革命的人生道路。
祖父周福清一生热衷功名，长期奋斗不息，不仅不能实现他挽回颓局、重振家业的幻想，而且更加快了家族的破败。
父亲周伯宜书生气十足，想走“读书做官”的科举正路，结果也未能如愿，染上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乃至吞云吐雾的破落户子弟的恶习，以至于中年夭折，结束了短暂的一生。
与鲁迅差不多年纪的族中人，有的学幕，寄人篱下，漂泊四乡，最后丢了饭碗；有的学做生意，过着平庸无聊，无所作为的生活；有的腐化堕落，落魄潦倒，郁郁而亡。
鲁迅不愿听从命运的安排，也不愿走读书应试的科举之路，而要“寻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终于走出了封建宗法家庭，踏上了一条上下求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鲁迅家族中对鲁迅影响最大的有四个人：
一是祖父周福（1837—1904），字震生，号介孚，行八（族中称介孚公），身材魁梧，自学成才，靠“旁听”，“借风下雨”，在科举的道路上走得最卖力，他20岁中秀才，30岁中举人（周氏家族中400年间出的第三位举人），34岁中进士（当年山会两县仅两位进士，另一位是后来的文史大家李慈铭）。他为人正直，为官清廉，作风俭朴，思想开明。祖父与鲁迅关系密切，表现在亲为孙子取名（樟寿、豫才）；翻看鲁迅的作业，指导作文，讲明之所以要如此改的原因；多次写信让儿子周伯宜检查、督促鲁迅的学业；支持鲁迅去南京就读新学堂，且以《恒训》作为家训，要求后代：用功读书，勤俭持家，力戒昏惰，不好烟酒，反对不学无术，不做无根无业之人。即使因科场案坐了班房，仍不忘写下条子《狱中示樟寿诸孙》：（写诗）“初学先诵白居易诗，取其明白易晓，味淡而永。再诵陆游诗，志高词壮，且多越事。再诵苏诗，笔力雄健，辞足达意。再诵李白诗，思致清逸，如杜（甫）之艰深，韩（愈）之奇崛，不能学亦不必学也。”
面对腐败无能的清廷，他敢于痛骂“昏太后”、“呆皇帝”，其刚强耿介的性格，幽默恢谐的语言，深深地影响了鲁迅。鲁迅同情祖父的遭遇，曾专程或顺道去杭州探望在狱中的祖父，抄录祖父的《桐华阁诗钞》与《恒训》，遵照祖父的嘱咐，多读李、白、苏轼、陆游等名家的诗作，放开看小说。他也像祖父那样，毕生记日记。祖父的悲惨命运，促使鲁迅下决心去走别样的道路，去揭示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走了一条和祖父完全不同的道路。
二是父亲周伯宜（1861—1896），本名凤仪，自幼聪明好学，12岁时就写得一手好字与好文章，被人称为“文情并茂，催人泪下。”1881年考中秀才，成为周、鲁两家的一件大喜事。入泮不久即生下长子鲁迅。后多次赴杭参加乡试，都未考中，只好闲居在家读书。他原是一个同情洋务运动的比较开明的知识分子。1894年甲午海战以后，清军总兵左宝贵战死的消息传来时，周伯宜在大厅明堂里同三位本家族人站着谈论国事，面对帝国主义日益频繁的入侵和清政府忍辱求和的卖国政策，在对祖国的前途感到担忧的同时，他向家属表示：自已有4个儿子（四子周椿寿早年夭折），只留下两个就够了，将来一个可以去东洋，一个可以去西洋，学成归来报效祖国。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可谓命运多舛，多灾多难。先是三考乡试三不中，接着又受到父亲科场案的牵连，被拘捕审讯后又被革去功名。从此精神忧郁，脾气变坏，无名火万丈高。最后口吐狂血一病不起，含恨去世。遗体在殡屋里放了整整24年，直至1919年12月鲁迅南下举家北迁时才匆匆移葬。
周伯宜的一生是平凡的一生，也是悲惨的一生，他十分疼爱长子，关心鲁迅的学习，对鲁迅严而有格（书背出后可以去看戏），从未打骂过鲁迅。而鲁迅对周伯宜的态度又如何呢？在周伯宜生病卧床时，鲁迅连续4年为他奔波买药求医，受尽屈弱，从无半句怨言。周伯宜去世后，鲁迅在文章中提到父亲的不下10多处，几乎全是缅怀忆念性质的，这本身就说明了他对父亲的那种深沉的爱。周伯宜的性格也深深影响了鲁迅。如人如受欺，应该强硬对付，但如无端去欺侮别人，却是不应该的。父亲久病不起，最后死于庸医之手，促使鲁迅后来去日本学医。因父亲久病与去世而使家庭陷入困顿之地，也使少年鲁迅看清了世人的真面目。
父亲的身世与遭遇为鲁迅写揭露封建思想和科举制度的文章提供了素材，也影响了他的创作心理，他的笔下带着哀伤的情调，有一种安特烈夫式的阴冷，创作了许多悲剧式的作品。
三是母亲鲁瑞（1857—1943），出生于农村一士大夫家族，从小自学成才，知书明理。嫁到周家后相夫教子，勤俭持家，具有高度贤惠的妇道修养。在先后死去丈夫与公公的打击面前，坚毅沉着，是鲁迅一家的中流砥柱。她对鲁迅有一种伟大与盲目的爱——送给鲁迅一件令其终生痛苦的礼物——朱安。
她从不干涉儿子的革命活动，对许广平与海婴十分关心。在那场兄弟失和的风波中，老太太是同情老大和站在老大一边的。1936年鲁迅去世的噩耗传来时，她强忍白头送黑头的悲痛，表现得十分镇定。晚年与朱安相依为命。其刚强、慈善、开朗、乐观的性格，深深影响了鲁迅的性格与创作。
四是朱安（1878—1947），她比鲁迅大3岁，身高1.50米，属旧式女子，三寸金莲，是鲁迅从叔祖周玉田夫人兰太太的内姪女，被鲁瑞相中（认为其懂规矩、有礼貌、性情温和）作为长媳。朱安作为鲁迅的原配夫人是客观存在，我们不必为贤人讳。作为与鲁迅一生关系最大的三个女人之一，对朱安身世及与鲁迅关系的探讨应该是鲁迅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而不是禁区。
鲁迅与朱安的关系可以从三个层面去看。
朱安是母亲送给自已的一件礼物，是筹划已久的事，不是临时凑合（事前托周冠五写信征求在日本的鲁迅的意见，鲁迅并不拒绝，只是回信嘱其放脚），且周、朱两家结亲也是门当户对，朱家的经济条件好于周家，此其一。
鲁迅被母亲以有病为名，从日本骗回家与朱安结婚时心中是不满的，但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哭了一宿，泪湿枕头。其当时的心理状态是：革命年代生死置于度外，何况婚姻？作为孝顺的长子，他不愿因此而伤害母亲，此其二。
成婚以后，鲁迅与朱安保持了30多年的夫妻关系，双方既不吵嘴，也不打架，但没有感情，从不与朱安照相，此其三。
鲁迅同情朱安遭遇，不忍心送她回娘家，宁可终生养着她。直至她去世，一直寄钱（后由许广平代寄）给她。此其四。
从朱安对鲁迅的态度看，也从希望到失望，虽不能同房，但从生活上关心照顾他。发誓生为周家人，死为周家鬼，并感激许广平对她的照顾和资助。
其实，鲁迅与朱安都是封建婚姻制度的牺牲品，只不过鲁迅下决心选择了一条叛逆之路，寻到了心爱的另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