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国忠

1946年1月，东吴大学女生小X参加《上海文化》月刊举办的“你最钦佩的一位作家”读者调查。她不填巴金，不选茅盾，偏偏写上“施济美”，惹来旁边男生一番理论。小X理直气壮：“就许你们爱巴金，不许我们爱施济美！你们哪里知道人家的妙？看看自古以来家长棒打鸳鸯散的故事，莫不是情人双双心甘情愿自杀殉情，从梁祝到罗米欧朱丽叶概不能免。可你看施济美的《鬼月》里，偏偏是伤心妇把个窝囊汉先推到水里再跳河，完全操纵这一出‘双双自杀’。你看《春花秋月何时了》里的蓝婷，再不做茶花女，再不信罗米欧，直看穿那年轻俊美痴心汉仅是为金钱。从东吴大学出来的小姐作家们个个有妙笔，比如那练元秀一篇《神秘的王先生》就能把巴金笔下不屈的觉慧和柔弱的觉民拼在一人身上共存。看俞昭明笔下的专员夫人，固然不是个好东西，不过自古只有男人可做陈世美女人只该做杜十娘的理再也行不通了，她竟把老公算计个透，痛快！”

这场调查的结果，一位女作家排在了巴金、郑振铎、茅盾之后高居第四，不是张爱玲，不是苏青，而是一个名叫施济美的绍兴人！在1940年代，她和汤雪华、俞昭明、邢禾丽、郑家瑷、杨依芙、练元秀、程育真等一溜东吴大学毕业的女士叱咤海上文坛，号称小姐作家，当时有“东吴派女作家群”之称。她们不是专职作家，各有职业，可都凭着一支巧笔大放光彩，万人追捧。其中以施济美的作品最多，影响最大，是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此后60年，她却黯然失色，与张爱玲一样遭人遗忘，直到199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一套“虹影丛书”——“民国女作家小说经典”，她的小说集《凤仪园》被收入其中，200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东吴派女作家群”小说合集《小姐集》，她的名字才重见天日，并逐渐为人所知。

施济美（1920-1968），笔名梅子、方洋、梅寄诗、薛采蘩等，祖籍浙江绍兴，生长于北京。一个现代小说作家，不见于任何文学史的人，她的才华和不幸，又一次验证了自古红颜多薄命的说法，这不单是她个人的不幸，而更是时代的不幸。

施济美的父亲施肇夔供职于北洋政府外交部，是民国著名外交家顾维钧的得力助手。1927年国民党政府南迁后，全家随父亲搬到南京。她早慧。1935年就读于上海培明女子中学，年方15岁便小荷初露尖尖角，为上海名杂志《万象》、《紫罗兰》写小说——而张爱玲在四十年代才挟着《沉香屑》拜见周瘦鹃。

在培明女子中学时，施济美与同窗俞昭明结为好友，“夜深闻私语，月落如金盆”，分享着青春的秘密。一次，有个大男孩来找俞昭明，他高高的个子，眉清目秀，笑起来面颊上常会出现两个小酒窝，有着世家子弟特有的良好风度。施济美告诉他：俞昭明刚出去。他犹豫着转身欲走。施济美奉上香茗，软言款语，让他等等，兴许俞昭明一会儿就回来。俞昭明回来，见施济美和来人聊兴正浓，好不惊讶：此人是她弟弟，上海浦东高中学生，他不善言辞，在陌生女生面前常腼腆得一句不出，却在施济美面前“打”开自己，真正奇怪。此后，俞允明便频频现身培明女中。说是来找姐姐，施济美不在，他魂不守舍；听到施济美的吴语呢哝，他的眼便清亮如山泉！初恋，分明激荡在一对少男少女的眉眼间。

1937年夏，施济美、俞昭明、俞允明三人一同考入东吴大学经济系。在东吴，施济美是最具才情的女生，深受男生恋慕，可她的眼里只有俞允明。他俩在学业上并进，在爱空里翱翔，天是那么蓝，树是那么绿，校园的风花雪月，令人迷醉。生逢乱世，这对有情人只能选择“重志轻别离”。“八·一三”事变后，心存高远之志的有为青年皆奔向大后方，一面抗日，一面求学。俞允明不甘落后，改入武汉大学就读。施济美多希望与俞允明结伴同行，可她只能留守“孤岛”，父亲远在西欧，作为长女，她有侍奉母亲、照顾弟妹的责任。施济美情难舍，却也以男友的爱国情怀为荣，依依送别恋人，相约鸿雁传书。

施济美并非养尊处优的闺阁弱女，关键时刻，她爆发出惊人的行动力，颇具巾帼风采。南京沦陷，日寇大屠杀，身为中国驻法大使馆一级参赞的施肇夔仍在巴黎，无法回国接家眷安置重庆。施济美镇静地聚集施、俞两家弱小，紧急制定出逃上海方案。一行人从挹江门出南京城，渡江到江北。或取道水路乘民船，或从陆路乘独轮小车，一路上，施济美敏于观察善于决断，在日本鬼子及兵痞恶霸的夹缝中逃生，凭着过人的勇气及智力，多次使施、俞两家逢凶化吉、幸免于难，随身物品皆没有遭到损失，平安抵达上海。

1938年11月底，武汉大学因战事西迁乐山。乐山是西南地区的旅游名胜地，俨然世外桃源。俞允明身在乐山心系故园，父母年迈多病，姐姐和女友在上海东吴大学读书，他每月寄封家书，半月寄封情书。数着日子，盼着和施济美再度重逢。谁知，她却盼到了来自武大的噩耗：“俞允明在8月19日上午日机轰炸乐山时不幸遇难身亡，希节哀。”19岁的花季女孩痛失初恋。

施济美强忍悲痛，以俞允明的名义写家书给父母，欣喜地告诉二老：他获得机会去法国施济美父亲处求学深造。接到家书，二老还要施济美代他们复信。老人说一句，她写一句。有时，二老还问儿子什么时候回家结婚，写完这样的信，施济美每每接近于崩溃。她的泪，濡湿在夜阑人静时的梦醒时分。抗战胜利后，施济美曾试着把不幸消息告诉俞伯母，俞伯母因伤心过度最终离世。此后，施济美便苦造“家书”，让俞老伯颐养天年。

1942年，施济美从东吴大学经济系毕业，“珍珠港事件”发生，日寇进入租界，“孤岛”全面沦陷，远在巴黎驻法大使馆任职的父亲对家中的接济完全中断。即便如此，施济美仍然拒绝到待遇优厚却有日资背景的保险公司任职，宁可做收入微薄的教师，守于清贫，以“执教授业解惑”为终身职业，甚至更因朋友中有中共地下党员而一度受到日本人的搜捕，被迫到苏州俞昭明的住所暂避。

文字是痛苦的出口。从1938年6月18日在《青年周报》上发表《死的滋味》开始，施济美的作品不断见于《万象》、《小说月报》、《紫罗兰》、《春秋》、《万岁》、《第二代》、《潮流》等刊物，共发表了数十万字的小说和散文。众多杂志因刊有施济美的文章而销路大增。《蓝园之恋》、《紫色的罂粟花》等以自身爱情悲剧为情感依托的言情小说受到广大青年读者的欢迎，短篇小说《小不点儿》曾入选1944年12月谭正璧编选的《当代女作家小说选》。抗战胜利后，《凤仪园》、《群莺乱飞》、《圣琼娜的黄昏》、《井里的故事》、《鬼月》等高质量的作品相继问世，标志着她文学创作道路的巨大拓展，长篇小说《莫愁巷》更代表了她创作生涯的高峰，后在香港出版并被拍成了电影。1947年，上海大众出版社出版了施济美的小说集《凤仪园》，1948年，上海大地出版社出版了施济美的小说集《鬼月》。

施济美是一个生活态度和艺术态度都极为严肃的作家，她不认同张爱玲、苏青等人津津乐道的都市市民人生哲学，也不汲汲于世俗的物与欲。她对世俗中的上海“都市漩流”始终充满一种厌憎感和陌生感。上海沦陷期间，张爱玲漠视民族大义，与文化汉奸胡兰成发生“乱世之恋”；苏青离婚后，为了生活，格调放得更低，经常出入于大汉奸周佛海、陈公博等人的客厅，为时人所垢病。施济美则始终坚持民族尊严、民族意识，严格遵守“提倡气节”，“彼此砥砺，不当汉奸”的做人原则，从不在有敌伪嫌疑的刊物上发表作品。

读施济美的小说集，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是那篇《小三的惆怅》。故事很简单，通过小妹小三和一群动物，描写了一个天真女孩对动物的爱。整篇语言运用巧妙，读后使人会心一笑。请看：

“‘雪里拖枪’”我也学着她刚才的神气，撅起了嘴。她瞧着我不信，于是引经据典的说了一大套：“你不知道什么是‘雪里拖枪’吧？你说尾巴丑，好就好在这条尾巴，你瞧！全身白毛，配条黑尾巴，不是‘雪里拖枪’是什么？要是脑门子上再加两块黑毛，那就叫‘棒打双桃’，你听见过没有？”……后来这只“雪里拖枪”败露了，原来是小三把猫咪的尾巴用颜色染了。加上猫咪的叫声不好听，被大家称为“一副天生的麒派嗓子”，小三岂不再次惆怅。

作者仅有的这篇温馨的文字对女孩的描写，看来只有杨绛的《记杨必》中对妹妹的描述和这篇有的一比，时间却相隔了近50年之久。

施济美高额凤眼，人美才高，多情讲信义，追求者络绎不绝，她却固守着初恋情怀，终生不嫁。解放后，她淡出文坛，献身教育，一直在上海七一中学执教，是语文组的骨干教师。她讲课生动，解说中肯，将语文课上成艺术，曾多次举行观摩教学，因成绩突出被誉为“施济美水平”。在文化大革命中，施济美只是一名老师，命运却让她为自己所信仰的文化付出了生命，她受到冲击，不堪受辱，以死抗争，于1968年5月8日深夜与同事林丽珍一起在学校宿舍悬梁自尽。“文革”结束后，上海有关方面为她举行了追悼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