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信恩
中国地方志的编纂，历来盛于郡县，县以下的乡村志以前多为私修，且卷帙单薄。现存最早的村志当推清康熙十七年（1678）由汪永安撰修的《紫隄村小志》，绍兴本地能看到的最早的村志是民国二十四年（1935）陈得明所编的天乐乡《富家墩村志》。
乡村是社会结构与人民生息的最基层的地域单位，村志是省、市、县三级志书的延伸和补充，可谓一村之资料总库，或曰“村况之全书”。“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而包括村志在内的各种地方志，正是“血脉”的见证，是“家园”的指南。
每个村落都有自己的历史传承和特有的文化基因。村庄的变迁印证着时代、社会、历史发展的轨迹。随着岁月的流逝，许多珍贵的历史人文信息，已基本散佚或湮没。即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史料也亟需全面地、系统地加以记录和整理。在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编修社会主义时期的第一部村志，多角度、全方位、多层次地记录乡村状况与演变，给子孙后代留下一部生动形象的乡土教材，给当代史学工作者提供一部可靠的“信史”，正是挽救乡村文明、建设美好家园的有效措施之一，在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尹家坂村志》的出版，可谓适逢其时，应运而生，可喜可贺！
尹家坂原名郑家渡，地属山阴县。建村时间有多久，现已难以断定。仅因以尹姓为主体而得村名，时间似乎并不很长。但所在的福全镇历史悠久、文化发达，从近年来山上不断发现的原始青瓷碗、盅和印纹硬陶罐等文物表明，早在史前，这一带就有了於越先民活动的踪迹，而离尹家坂村不远的信诚村、欣华村和富强村等已被证明，远在春秋战国时代已形成村落雏形。由此推断，尹家坂一带早就进入了文明时代。2002年，我的一位学生奉派出任福全镇党委书记，不时邀我前去为该镇的文化建设出谋划策，因此使我对福全镇的历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我对尹家坂村的记忆，始于20世纪50年代，那时我的祖父、祖母都还健在，祖父住在漓渚街上，离尹家坂并不远。土改以后姑母何舜英由村农会介绍，开始走上教育岗位，那时她才十七八岁，也没有读过多少书，因我祖父是私塾先生，从小耳濡目染，算是有一点家学渊源，从此以教书为生，直至退休，都没有离开过漓渚周边的乡村，而尹家坂正是她和姑夫丁训廉工作时间最长的地方。姑父还长年担任尹家坂村学校校长，因长期劳累，最后积劳成疾，距退休还有一年时间就去世了。夫妇俩所教过的学生（包括邻村的）人数加起来也许可以编成一个团。
现在尹家坂村四五十岁以上的村民，说起丁训廉、何舜英两位老师，可以说无人不知。我不敢说姑夫、姑母的教育水平有多高，但其兢兢业业的敬业精神和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在他们执教过的村庄确实是有口皆碑的。
令我欣慰的是，尹家坂村的父老乡亲们，并没有忘记他们，翻阅《尹家坂村志》中的教育篇章，姑母、姑夫的大名赫然在目，尽管他们都属于极其普通的小人物，但历史正是由无数这样的小人物所创造的。
正是因为有上述这样的亲缘关系，我小时候常坐船去尹家坂探亲，从绍兴城里出发，步行至偏门外埠船头落船，沿途风光，尽收眼底，远望青山叠翠，近看碧波映照，那湖山碧野之间飘动的乌篷船，卧波的石拱桥，傍岸的水村棣，以及沿湖渔舍、荷菱、岸柳、群鸭……组成了一幅幅淡淡的水墨画。印象尤深的是：到尹家坂姑母教书的地方，得摆渡过去，所谓渡船是一只方型的木船，由对岸的人用绳子拉船过去，称为“揉渡”。每次去尹家坂，姑母怕我不会使用渡船，总是算准了我到达的时间，由她或姑夫站在对岸远远地等候着，一见我的人影，立即挥手示意。此情此景，久久地定格在我记忆的萤光屏中，成为半个多世纪以前尹家坂村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旧时的尹家坂村，经济贫困，村庄零落，满目萧条。且不说农舍有多破旧，道路有多泥泞，单是白天成群的苍蝇逐食，晚上成群的蚊子叮咬，就让人感到十分头疼。而所谓学校，是由两间破旧的瓦房改成，那时的公办教师都是以校为家，姑母、姑夫也不例外。外间是教室，里间就是宿舍。除了教书，还要参加农业劳动。记得姑夫的务农水平还挺高，是属于“上船会摇，落船会挑”一类的壮劳力。姑夫爱喝酒，姑母爱喝茶，常常一面喝酒（茶），一面与我聊天。每次去尹家坂，招待的都是农家菜，鸡是自养的，蛋是现成的，青菜萝卜是现拔的。就连猪肉也是在知道我要去的时候，向村民预购的。当然还有常备的“三大件”菜肴即乌干菜、腌菜与霉苋菜梗。如季节凑巧，还能品尝到新鲜的罗汉豆、油菜蕻与嫩大菱，这些都是尹家坂的特产，是我这个城里人所不易吃到的新鲜货。
在姑母、姑夫教过的学生中，有的后来在高中时代又成了我的学生，如尹定轩，他是地道的尹家坂人，是老支书虞阿五的外甥，现支书虞兔良的表弟。尹姓在中国属于小姓，但在尹家坂，却是排在首位的大姓。全村812人中，尹姓374人，差不多占了一半；而虞姓虽属小姓，却是虞舜的后裔，属于“皇亲国戚”。可惜原来很有气派的虞家台门被拆掉了。尹定轩虽然读到大学毕业，学的是建筑业，后来自己开厂办企业，据说现在山东一带从事房地产业，事业干得红红火火，但为人低调，在同学中口碑甚佳。每周从尹家坂返校时（他是住宿生）总不忘来向我报告姑母、姑夫的“近况”，使我对两位老人的饮食起居了如指掌。有一年，早已毕业的定轩知道我在改装浴室，需用移动门隔离，开塑钢厂的他二话没说，背来塑钢门为我装上，而且坚持分文不取。尹家坂村民那种勤奋朴实、为人敦厚的优良品质，在定轩这些“70后”的人身上完整地体现出来了。
尹家坂村的崛起，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小村，发展成为远近闻名、由穷致富的典型，离不开党的领导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离不开勤劳智慧的村民的共同努力，离不开村里两套班子的模范带头作用。若论尹家坂企业家中对村里的贡献，首推虞阿五、虞兔良父子，没有他们的辛勤劳作和奉献，就没有今天日月集团的辉煌。我与虞氏父子虽无交往，但从姑母、姑夫、表弟、表妹们及定轩口中也获悉不少口碑资料，后来，我的另一位学生鲁新海又成为日月集团的副总经理，使我对虞氏企业有了更全面的了解。虞氏父子由水乡农民成为闻名遐迩的企业家，从另一特定的角度反映了尹家坂村村民的巨大变化。
尽管从现有资料看，尹家坂人外出工作中成名成家的似乎不多。但小有名气的本地人才却也不少，我所熟知的人群中，就有一位名章国水的青年才俊，是元培中学的数学教师，此人教书解题颇有水平，指导中学生参加奥数比赛，屡屡获奖，他本人也因此而名声大震，上门请教和要求辅导的学生不可胜数，章国水早已评上中学高级教师。仅此一例，也说明昔日文盲众多的尹家坂早已是人才辈出了。本志从策划到出版，前后不到两年，由于受时间、资料和编者学识的限制，可能略显粗疏，例如“大事记”一类，就只是粗线条的勾勒而已，缺漏之处，肯定不少，但该志毕竟为尹家坂村保留了一部完整的历史，为编修地方志提供了生动的个案。作为土生土长的绍兴人，作为长期从事地方史志编纂、研究的文史工作者，我向所有为《尹家坂村志》的出版作出贡献的同志表示由衷的感谢与敬意！
村志之修，虽非易事，但如今不为，将来更难。虽然村里不会因为修了村志而直接带来经济效益，但此乃事关列祖列宗和泽被子孙后代的百年大计，是比多少幢高楼大厦都要有价值的系统文化工程。所有为该村志的修纂作出过贡献的人，在后人眼中都将是功德无量的。值此《尹家坂村志》出版之际，我忝为村志顾问，志书光辉，亦与有荣，心中感奋，特为之序。
（本文作者系绍兴市乡土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